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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烈毅，杭州人，美院老师，
2000年开始，他持续创作《雨》系列作品：
三四吨重的黑石头上，
有的像凝固住的水滴涟漪，
有的像波澜不惊的湖面……
沈烈毅在杭州工作室
《雨》 澳洲
此外，他做竹梯、栽盆景，
制作各种“异形”跷跷板，
因为总是在自然环境中邀请人们“坐一坐”，
他也将自己的作称作“屁股底下的作品”。
撰文 陈诗悦
顺着中国美院转塘校区往北再行驶20分钟，就是被称作外桐坞村的茶园。沈烈毅同另外两位国画艺术家的工作室——三和美术馆就在这。推开被藤叶爬满的木质小门，就是一片开阔的院子。整个区域三面同茶园相接，剩下的一个面贴着村庄。2009年，负责改造的沈烈毅将朝南的墙体和小房推倒，又堆了一个小小的坡，恰好同茶园接上，把周遭的风景全数引入进来。
“有人跟我说，你们做雕塑的就应该要用力，要艰苦，在这么个地方很容易一直安逸下去。我倒觉得，能找到一片自然的环境工作，像是上天的恩赐一样。”沈烈毅说话爽朗直接。
最出名的“雨”系列作品中的两件就摆在院子里，黑色石头表面的层层涟漪在初秋杭州湿润的空气中泛着别样的光泽。而室内展厅则陈列着更多不同材质和主题的系列作品，是沈烈毅作为艺术家多年来的探索。“我一直就待在杭州，99%的时间呼吸着这座城市的空气。”沈烈毅自小就生活在杭州，父母都在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作，假期里便将他送去厂里的绘画学习班。高中以后继续去到美院的绘画班，之后报考中国美院似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的中国美院还叫作浙江美术学院，学了五年的雕塑后，沈烈毅还是选择待在家乡发展。之后间或出去展览，或是到处游历，可终究忘不了故乡的人和水。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杭州，回到了美院教书。
大约是小学一年级开学的一天，沈烈毅回忆起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家后门出去便是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他便在河边停泊的一条小船上玩耍，那天不知怎地兴致很高，“人都有点飞起来了，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河里。”
陷入水中的第一个感受是黑暗，然后便是和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完全阻隔。他只记得那几分钟里身体在挣扎，心里的紧张和害怕像周遭的河水一样将自己包围。后来还是划船经过的农民将他捞起，等再回过神来，他已经被挤进了一个迈向厂区广场的巨大队伍之中。“那天恰巧是毛主席的追悼会，所有的学生、工人都聚集到了广场的松树旁，一起哀悼我们的伟大领袖。”人群中有人哭得不省人事，他还来不及消化对死亡的畏惧，就一下子被融入到了这场巨大的集体哀悼之中。“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串场，人们哭的画面，和我在水里不能呼吸的、增长的恐惧，始终相互交叉。”
雨纹
这与水有关的极端生命体验，成为沈烈毅之后最有代表性的“雨”系列的重要来源。
“大概是我运气好，恰恰是这没有淹死我的水，让我可以创作和维持生活。”系列中最早的一件要追溯到20年前。彼时美院在孤山发起了题为“岁月如歌”的西湖国际雕塑展，在找寻灵感之时，沈烈毅有天偶然翻到一本国外的科普杂志上有张雨滴落下泛起涟漪的黑白照片，觉得这个图像很适合表现回忆，便试着在石头上雕刻出雨纹，作为参展的作品。最后成型的三件作品，现在仍然立在孤山的草坪上。石材的阳刚与水的阴柔，形成强烈反差，又相得益彰。而手工打磨而成的石面，随着光影的变换和观者走动时的节奏，产生流动之感。做雕塑，材料很重要。要如何将雨滴落下的瞬间凝固在坚硬的石头上，一开始连美院雕塑系的教授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沈烈毅的解决办法是先找到一种最黑最亮的石头——中国山西特产的黑色花岗岩，也称作“山西黑”。它本身质感粗粝，抛磨后却富有光泽。最早的时候所有工序都是手工制作：先将雨滴做成浅浮雕的泥稿，然后用比例尺在石头上把圆画好，接着就手工打。“第一件作品在技术上还比较幼稚。”
后来沈烈毅开始注意到了学校里新添的3D扫描仪，用它来扫描泥稿，还原度就准确了不少，再后来干脆直接用电脑绘制雨纹，然后将电子数据交由精雕的仪器进行雕刻。唯一最后的抛光，仍旧依靠人的经验和手感，这一步打磨不好，一切前功尽弃。
“雨”的制作在另一处杭州郊外的工厂进行。一条到工厂参观时，地上四处摆放着各种石头，有刚刚采买回来的石料，也有已经加工成型的作品，有两名工人正拿着贴有金刚砂的摩擦片给一块石头的表面做抛光。沈烈毅穿起工作服、戴起护具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钉子和榔头劈出大致的石形，大刀阔斧间，和在工作室里侃侃而谈的教师模样截然不同。
“很多人会觉得作品中有价值的是艺术家的灵感与创意，运用机器似乎降低了这种价值，其实机械只是人手的延伸而已。”沈烈毅对于在作品中引入“机械”做了这样的回应。石头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重量。“雨”系列所用的“山西黑”，一立方米的石头就要三吨，大件作品有的重达十几吨，可抵得上两三头成年象。2017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展出时，这些石头甚至还把展厅的地板都压开裂了，馆方不得不闭关几日进行修整。《铁壳船》
《徊》
为解决承重问题，沈烈毅曾尝试用不锈钢、铜铸等材料替代，但发现始终不如石头，无法达到那种柔软与坚硬甚至粗粝之间的视觉反差。如果委托方允许，他愿意花很多精力将石头的内里掏空，以减轻一定的重量。
唯一的例外是木材。工作室的底层有一件用十米长的整木所做的作品，长木的一端上有一块小小的鹅卵石仿若漂浮在水面上，前行途中留下了层层涟漪。“木头和石头之间的联结，很像是生命的流淌，你也不知道究竟是水动，还是石动”，沈烈毅为之起名《静水流石》。这件作品被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收藏。2016年，G20太太团在《湖心亭一点》上集体合影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的时候，各国领导人的“太太团”在中国美院南山校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她们所坐着的，正是沈烈毅的作品《湖心亭一点》。“据说原来的行程里并没有这一项，不知道是谁提议坐一下，便有了这张合影。许院长后来还总打趣我说挤占了她们其他活动的时间。”
传统中人们对于雕塑的想象总是立在一个展台上，供人驻足观赏，沈烈毅将自己的作品戏称为“屁股底下的作品”，因为他的雕塑总是在户外不经意的地方，友善地邀请人们上前“坐一坐”。最初在孤山的那三块石头，他偶尔回去看看会发现上面有可乐渍、鸡蛋壳，甚至还有蚂蚁在成群觅食。沈烈毅却似乎毫不介意，他希望甚至欢迎三五好友可以相约坐在那儿，磕着瓜子，一起回忆如歌的岁月。
“公共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想是要有人味儿，能在生活中不经意让人发觉，而不需要高高在上的仪式感。”
沈烈毅在美院任教的学院叫作“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当被问及究竟什么是公共艺术，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个空间场域和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这才是公共艺术最难得地方。“其实公共艺术，我认为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可妥协不也总是件坏事”，沈烈毅突然转了话头，“如果妥协得巧妙，能够融进自己的想法，实现了的作品反而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不是吗？”
在“雨”系列的作品中，沈烈毅试图用雕塑将自然瞬间凝固；之后，他的各类创作始终在探究和反思自然与人的关系。始于2003年的“巢”系列作品，用竹子在树上编制了一个放大版的鸟巢，之后又种上竹梯作为支撑和连接的通道，邀请观众沿着梯子攀爬，与整个开放的空间进行互动，体验自然与自身连为一体的感觉。“囿”系列的作品，用混凝土为绿植作框，似是一个放大版的盆景。“囿”字原义为古代帝王圈养动物用以狩猎的园林，后来才引申出“局限、被限制”的意思来。沈烈毅觉得，盆景中的框架，是人们想要“寄情山水”的欲望的畸形表达，呈现的是一种被纠正过的“美”。
“我做的东西有一个最根本的主题，就是去搭建起人和自然沟通的桥梁”，沈烈毅说。
《跷跷板·萦》
第二天，我们随沈烈毅来到了安吉县蔓塘里，村里正在搭建的是他自2012年开始创作的“跷跷板”系列。当地的蔓漫美术馆，中庭就摆放着一架木质的跷跷板，只不过轴心上被架起了一块木格栅，每个小方格里都挂上了个小铃铛。有人坐上去玩耍的时候，铃铛齐齐摇摆，整个院子里便叮咚作响。
沈烈毅做跷跷板的初衷来源于一个奇想。跷跷板本是一个双人对视的互动玩具，他却偏要用不锈钢板将两个面对面的人隔开，让玩耍的人只能看见镜面里的自己。镜面笔直的线条和材质营造出一种冷漠的感觉，和参与者之间热烈的互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烈毅想要表达的就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人们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亲切如一起同游的朋友或是亲人，也会在跷跷板的两端陷入到沟通的障碍之中。
《跷跷板Ⅰ》
之后，他又把阻隔视线的镜面，延伸替换为一棵树、一团电缆、一个水桶……
做到最极致的一件作品，跷跷板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两头各有一个屏幕，通过匣子里电路和信号的千回百转，参与双方的画面被传输到了各自所面对的那个屏幕上，让人不禁发问：屏幕上的那个人，还是自己吗？
“我们的科技最初都是从效率出发来解决一些困难，但它是否也在同时给人类本身制造了一些困难呢？”
浙江美术馆展出时，这些异形跷跷板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体验互动，可是让沈烈毅头疼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受欢迎”。
两位巴基斯坦艺术家于2019年发布的作品，同沈烈毅跷跷板的概念很类似2019年，他在Instagram上发现有两位巴基斯坦艺术家也在做镜面的跷跷板，甚至还发起了众筹，但形式同自己的非常类似。2015年，沈烈毅应美国雕塑家协会的邀请出席会议时，曾阐述自己做跷跷板的理念，与会期间还提议应该在美墨边境架起一座跷跷板，来表达国界之间的沟通与隔阂。两年后他将这个想法转化成柏林墙版本，率先在国内南艺术美术馆落地展出，岂料2019年就传来美墨边境果真出现一座跷跷板的消息。甚至于在曾经出过自己作品的上海新天地，也惊现一件形式完全相同但署名不是自己的东西。
“被抄有时候是个好事情，至少觉得自己被认可了”，谈到被抄袭这件事，沈烈毅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甚至还有一丝理解，“但痛苦的是抄的作品完全没有到应有的水平，从工艺到对作品的理解各方面来说都不够。而且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扰乱。”
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一直存在着⻄方艺术中心论，他们制定游戏规则和评判标准。所以当国外艺术家有抄袭中国艺术家嫌疑时，舆论甚至容易将抄袭和被抄袭者的⻆色颠倒过来，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带着一丝不平询问沈烈毅该怎么办时，他说：“关于抄袭或者是借鉴之间的界定很难，这也不是我要去考虑的问题，我按我的想法去做作品，你做了一件差不多的，你说你要表达另一个意思，那也行。最终做艺术家是看能在一条道路上坚持多久，走得多深入，问题表达得多清晰和深刻。没有半点捷径可以走。”
2018年10月，沈烈毅辞去了美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副院长）的行政职务，希望为人生做减法，专心投入教学和创作。当被问及教学和创作之间的平衡时，沈烈毅坦言之前自己有过困惑，但他现在想通了。“如果说我把作品做好了，同样可以反哺学生，这样想的时候自己对艺术的追求也就坦然了。”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沈烈毅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更多时间、金钱和精力来投入创作，“我常常随身带着小本子记录灵感，疫情期间又积累了很多的草图。我也不贪心，就希望能把今天以前的想法都实施出来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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